第十回 父亲崇拜朱子
【听父亲讲朱熹的故事】
爷爷有些不服气,问我:“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妙高峰顶不容商量?”
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先天之事拟议既错。”
父亲挥手道:“你少来这套,给我用心地去学圣贤之道去吧!”
爷爷跟我吐了一下舌头。
刚来京师,初由爷爷和父亲对我进行教诲,我有充足的时间去游玩,有一天,我见父亲若有所思,望着天空发呆,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看他。
过了一会儿,他发现了我,说:“伯安来了。”
我问:“父亲,您在想什么?”
父亲笑笑说:“我在想我生平之偶像。”
我忍不住问:“您的偶像是谁啊?”
父亲讲的是朱老夫子,并向我讲起了朱熹的生平。
朱熹,字元晦,号晦庵,晚称晦翁,谥文,世称朱文公。
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学祀孔庙,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。他是二程先生三传弟子李侗的亲传弟子,曾任江西南康、福建漳州知府,浙东巡抚,做官清政有为,振举书院之建设。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,曾为宋宁宗讲学。
他一生著述弘丰,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周易读本》等,后人辑有《朱子大全》、《朱子集语象》等,其中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。
父亲讲到朱子,说了三点,一是羡慕,二是赞叹,三是钦佩。
父亲说,羡慕朱子的。是他一生的主要时间都集中在静修、著述和讲学这三大人生高妙之事上,其中很重要是长达六年的寒泉著述时期,尤其是他在武夷山创建武夷精舍,此时的朱子已呈大乘气象,除潜心著书立说之外,还广收门徒聚众讲学。看到父亲充满羡慕的神情时,我除了对朱老夫子的圣人之道的倾慕外,还暗自对自己说,有机会一定要去武夷山静修一下。
另外,朱子值得称赞的是他在儒学的巨大贡献上,表现在两点:
一是《四书》是由他最终所定,并由此形成儒家浩如烟海的著作,在儒家无人能企及项背。
二是对书院的兴隆工作。淳熙三年,朱子知南康军监管门人劝农事,便修复了古老的白鹿洞书院,其所定的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是中华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,对教育目的、训练纲目、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,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。
后又主持天下第一书院岳麓书院,并改建、扩建了岳麓书院。除此之外,朱子文擂过招,响誉天下,这中间有个撺掇者,乃是一代大儒吕祖谦。
淳熙二年,吕祖谦来拜访朱熹,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,一部儒学巨典《近思录》便问世了,史称“寒泉之会。”
随后在吕祖谦的串联下,朱子先后与一代儒学心学大师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至鹅湖书院,进行了长达十天的论辩,影响深远,这是儒家理学与心学的大论战,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
而更大的一次辩论是朱子与当时儒学中最大的流派“湖湘学派”的大论战,此时儒学领袖不是朱子,而是四川的张栻,当时的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胡安国父子,可以说,那时的儒家学派中湖南一派是为最甚。
由于大家都属理学派,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战还是比较友好的,还有朱子与陈亮的王霸之学争辩也很经典。
朱子还让父亲钦佩的是政治仁爱之功:从绍兴二十三年,朱熹至同安,便以其“敦礼义、厚风俗、劾吏奸、恤民隐”的治县之法管理县市,整顿县学、倡建“教思堂”。
绍兴三十二年,宋孝宗即位,朱子应诏上书,力陈反和主张,并详陈讲学明理、定计恢复、任贤修改的意见。
隆兴元年,朱子应诏入对垂拱殿,向孝宗面奏三札。
乾道七年,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,他在五夫创建“社仓”。
淳熙六年,朱子任知南康军监管内劝农事,当年恰逢大旱,他到任后即着手新修水利,抗灾救荒,并奏乞蠲(juān)免星子县税赋,使灾民得以生活。
而让父亲尤为钦佩的是朱子的气节和定力,淳熙八年,恰逢浙东大饥,因其在南康军救荒有方,宰相王淮便举荐朱子赈灾,提举浙东常平茶、盐公事。为解决灾民困难,朱子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。这期间他发现了前台州知府唐仲友的不法事实,也了解到这个唐仲友与举荐他的宰相王淮是姻亲,并同时掌握了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。他没有半分犹豫,六次上状奏劾,因此得罪王淮。
所以朱子在浙东仅任职九月便离任回家。但迫于压力,王淮不得不免去了唐仲友江西提刑官一职。
可以说,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,朱子表现出了崇高的操守和气节。
此外,淳熙十六年,朱子六十一岁的高龄时到漳州赴任,他在此时的作为,主要体现在正经界、免横赋、敦风俗、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,但由于正经界极大地损害了实权者的利益,而未能推行。
到绍熙五年,湖南瑶民蒲来矢暴动,震动朝野,朱子临危受命,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,他到后以其仁心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,招降了蒲来矢,并向宋宁宗面恳,面求对瑶民“毋失大信”。
讲到这里,父亲讲了两个字,一是直,二是仁。
他说孟子所讲:“我善吾浩然之气,直养而无害”。遇事不要太考虑利害关系,应直道而行,这一点对我印象极深。
另外要仁爱,“仁者无敌”。我有些不理解,对敌人要仁爱吗?父亲坚定地说:“是的。”但我有些不以为然。
而最让父亲钦佩的是朱子于绍熙五年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,他奉诏进讲《大学》,反复强调八纲目,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,从而引起了宋宁宗和执政韩侂(tuō)冑(zhòu)的不满。
因此,他在朝仅四十六日,就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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